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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錯誤翻譯

    時間:2015-11-10 11:33:41  |  信息來源:騰訊網  |  發布者:adm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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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馬戛爾尼使華尋求平等通商,被無名翻譯們譯作“進貢”

    近日有新聞曰:“中國高鐵出口‘洋相’:刮雨器譯成抹布丟訂單” ,可見翻譯出紕漏,多么要命。其實,錯誤的翻譯,不單能令公司丟訂單,也能改變歷史進程。試舉幾例:
    1793年,英國派馬戛爾尼勛爵率使團訪華,尋求通商并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外交關系。使團啟程之前,先通過東印度公司董事長Francis Baring,致信兩廣總督,將訪華一事提前告知。據英方檔案,信的開篇,是這樣寫的:
    “最仁慈的英王陛下聽說:貴國皇帝慶祝八十萬壽的時候,本來準備著英國住廣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申祝敬,但據說該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,陛下感到十分遺憾。為了對貴國皇帝樹立友誼,為了改進北京和倫敦兩個王朝的友好來往,為了增進貴我雙方臣民之間的商業關系,英王陛下特派遣……馬戛爾尼勛爵作為全權特使,代表英王本人謁見中國皇帝,深望通過他來奠定兩者之間的永久和好……”①
    英方這封信,有英文和拉丁文兩個版本,全都送到了署兩廣總督郭世勛手里。郭接信后,一番折騰,譯成中文呈遞給乾隆皇帝時,其中的英文版,成了下面這個樣子:
    “我本國國王管有呀哺毗嘧噸嘶噶哂噯喻等三處地方,發船來廣貿易。聞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萬壽,本國未曾著人進京叩祝萬壽,我國王心中十分不安。我國王稱,懇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,凡有本國的人來廣與天朝的人貿易,均各相好,但望生理愈大,餉貨豐盈。今本國王命本國官員公舉輔國大臣嗎嘎爾呢差往天津,倘邀天朝大皇帝賞見此人,我國王即十分歡喜……”②
    拉丁文版,則被譯成了這個樣子:
    “我國王兼管三處地方,向有夷商來廣貿易,素沐皇恩,今聞天朝大皇帝八旬萬壽,未能遣使晉京叩祝,我國王心中惶恐不安,今我國王命親信大臣,公選妥干貢使嗎嘎爾呢前來,帶有貴重貢物進呈天朝大皇帝,以表其慕順之心……”③
    “遺憾”變成了“惶恐不安”;平等的通商建交請求,變成了對“天朝上國”的“進貢”……馬戛爾尼勛爵跨越重洋的外交使命,尚未啟程,就已被不知名的翻譯們徹底摧毀。

    嚴復夾帶私貨,將赫胥黎著作的原意,徹底倒轉

    知名的大翻譯家們,同樣也在用誤譯坑害歷史進程。近代思想大家嚴復,首倡“信、達、雅”翻譯三原則,卻不能以身作則。其最著名的作品《天演論》,譯自赫胥黎的《進化論與倫理學》,只做到了“雅”,地道的中國文言,滿足了晚清知識界的口味,使該書得以廣泛流傳,影響了數代人的思想。至于“信”、“達”,《天演論》實乃典型的反面教材。不僅不“信”、不“達”,簡直是徹底的“誤譯”。④
    赫胥黎原著的本意是:生物學意義上的“達爾文主義”——優勝劣汰、弱肉強食、適者生存的“進化論”——只適用于“生物界”,而不適用于“人類社會”!吧锝纭睕]有道德標準,而人類有著相親相愛、互助互敬的本性,其發展模式,必然不同于“生物界”。達爾文本人的觀點,與赫胥黎完全一致。但嚴復卻在《天演論》里公然宣稱:“物競天擇,適者生存”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不二鐵律。
    這樣與原著旨意截然相反的“誤譯”,可謂觸目驚心。嚴復這么做,不是翻譯水準不夠,而是存心所為。嚴氏在英國留學期間,深受斯賓塞的“社會達爾文主義”洗腦。斯賓塞認為,人類社會的發展,與生物界一樣,遵循“弱肉強食、適者生存”的叢林法則。但生性懶散且久染鴉片癮的嚴復,不愿意翻譯斯賓塞的著作,嫌其著作太厚重,翻譯出來“至少亦須十年”,轉而選擇去翻譯赫胥黎內容精簡的小冊子《進化論與倫理學》,同時扭曲原著旨意,大量摻入自己的私貨。
    自《天演論》出爐,“社會達爾文主義”迅速俘虜并統治整個中國知識界垂20年。直到1920年,已經搞了半輩子革命的孫中山,才幡然醒悟,擺脫嚴氏《天演論》的洗腦,重歸赫胥黎原著的真意,在《建國方略》中反省道:“(人類)之進化原則,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;物種以競爭為原則,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。社會國家者,互助之體也,道德仁義者,互助之用也!钡短煅菡摗吩诮袊毫殉龅膫谂c歧途,已無從扭轉。⑤
    《天演論》之外,類似影響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“誤譯”尚有許多。譬如,《共產黨宣言》最后那句著名的口號——“Workers of all countries,united!”(1888年英文版,經恩格斯親自校訂并加注)——顯然,更準確的譯法,應該是:“各國的勞動者,聯合起來!”而非耳熟能詳的那句:“全世界的無產者,聯合起來!”雖然恩格斯在1888年的《共產黨宣言》中有一個注釋,認為“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、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護生活的現代雇傭工人階級!雹薜谥形那榫忱,“無產者”不單單包括依靠正經勞動謀生的“工人階級”,也包括“踏爛皮鞋的,挾爛傘子的,打閑的,穿綠長褂子的,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”城鄉游民。
    “誤譯”不但會影響歷史進程,也會反過來重新潤飾乃至扭曲歷史本相。譬如,蘇俄在1918-1921年間,曾實施一項糧食政策,名曰“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развёрстка”,中國的大、中學歷史教科書,普遍將其翻譯為“余糧收集制”,顧名思義,給讀者的印象是,蘇俄當日,征收的是農民吃、用以外的“余糧”,是一項比較“溫和”的政策。而實際上,該政策應該被譯作“攤派征糧制”,實際征收的,并不是農民的“余糧”,而是“保命糧”,所以,在該政策實施期間,農民曾“報以無數的反抗乃至起義暴動”。這種誤譯,是有意或是無意,尚無人考證。⑦至于今人將“Chiang Kai-shek”(蔣介石)譯作“常凱申”,則僅是等而下之、不學無術的笑談罷了。

    注釋:
    ①(英)斯當東:《英使謁見乾隆紀實》,P38。②③《譯出(口英)咭唎國字樣原稟》,故宮博物院:《英使馬戛爾尼來聘案》,P3-4。收錄于《掌故從編》第1輯,1930。④紀坡民:《“誤譯”和“誤讀”,把“倫理學”丟了——從赫胥黎的〈進化論與倫理學〉到嚴復的〈天演論〉》。⑤諶旭彬:《社會達爾文主義扭曲中國轉型之路》,轉型中國第19期。⑥俞可平:《思想解放與政治進步》,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,2008,P185-197。⑦趙旭黎:《“余糧收集制”是一個錯誤譯名》,北京日報2014年05月26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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